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全貌
它就是“974体育场”
是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
所建造的第 7 座球场
那么,974体育场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要用集装箱搭建呢?
974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974”呢?这是因为球场七成由集装箱构成,集装箱数量是974个,且这一数字和卡塔尔的国际区号(+974)相同,可容纳4万球迷。
图源:新华社
这座体育馆不仅名字特别,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可回收”的临时场馆,是一座贯彻了全模块化建造的大型体育场馆。
为什么要用集装箱搭建?
2020年1月,卡塔尔承诺让2022年的赛事成为首届“碳中和”世界杯。当年 9 月,组委会制定了应对挑战的详细路线图。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卡塔尔和赛事区域推进低碳解决方案,并抵消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中和世界杯分为四个步骤:提高意识、测量排放、减少排放和抵消排放。”
974体育场便是环保节能、可持续的最佳代表。
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外部结构
球场设计遵循着“可逆性”以及“可持续性”的总原则,结构主要依靠螺丝和干式连接,并使用回收钢材。建筑团队说,所有的建筑模块都是“即插即用”的,每一个模块都经过了严格的标准化处理,以便赛前组装和日后拆卸时可以迅速按模块进行编码和识别;同时,运输、储存和装配等工作也更加容易。一旦世界杯结束,974球场可以被完全拆开,将场馆移至其他地方,或改造使其适应其他活动。
可“重复利用”的体育场是怎么搭建的?
974体育场紧邻多哈港,原本是服务于港口的临海工业基地。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项目总占地45万平方米。施工过程始于 2017 年,土地的发掘在 2019 年 7 月完成。
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俯瞰
什么是模块化施工呢?974体育场所用到的集装箱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运输其他建筑材料到施工现场所使用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会承担具体的使用功能,如用作休息室或卫生间等,也会根据需求进行改装。
这让大量的施工工作可以在工厂环境而非工地环境中流水线完成,全部完成后再将集装箱直接插入现场结构框架中,减少所需时间、能耗和成本。974体育场仅用3年就建成开放,同时模块化施工节省了约40%的施工用水。
模块化施工的另一优势是拆改更为便捷快速,产生的建筑垃圾明显减少。由于采用了全模块化设计,建造所使用的预制集装箱、钢结构、座椅 甚至草皮都可以回收利用。
974体育场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次环保尝试:用单一球场的建设成本和后续每一次重复搭建的边际成本,取代了每一处都要新建一座不可移动且赛后未必会继续使用的体育场的成本。
球场内部采用自然通风,974体育馆是卡塔尔八座世界杯场馆中唯一没有制冷设施的场馆,临海的位置提供了自然的新鲜微风,利用搭建时预留的空间来保证场地内外空气的循环,减轻了冷却系统的负载。集装箱的颜色也不是随机的:食物的销售场所采用蓝色;浴室采用黄色;安全和急救区采用绿色;VIP 休息室采用黑色。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京报网、光明网、知乎
整理:董小娴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