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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见微）从“海外购”到“海南购”：离岛免税以开放契合消费升级******

　　中新社海口10月13日电 题：从“海外购”到“海南购”：离岛免税以开放契合消费升级

　　中新社记者 王晓斌 王子谦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今年反复受到疫情冲击的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呈现回暖势头，假期日均销售额超1.5亿元(人民币，下同)。三亚国际免税城逐渐恢复热闹景象，一些热门品牌的门店前重现游客排队现象。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自2011年4月起实施。海南首家离岛免税店——中免三亚国际免税城(前身为三亚市内免税店)已营业11年，是目前中国免税市场品牌最多、最全的免税店，成为海南游必到的打卡景点。

　　“最开始我是被培训的‘小白’，现在很多年轻同事都是我带出来的。”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香化区商品琳琅满目，销售主管林青正手把手带教新入职同事。

　　“当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应聘免税店售货员，正式上岗才知道是卖奢侈品。”林青在2009年入职时，免税店销售的是离境免税商品，“那时候接触最多的是国外顾客，国内顾客进店逛，但不能买。”

　　“2011年4月20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我们一下子忙起来。”林青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客人光顾，以至于店里人手没法马上补齐。

　　从那时起，海南免税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规模迅速壮大。十多年间，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免税限额从5000元到10万元，商品品类从18类增至45大类。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店年销售额突破600亿元。

　　“政策调整的方向是越来越开放。”林青说，这些年来每一个政策节点，每一次参与新店开业、新品牌入驻，她都记忆犹新，每一次开放都意味着更多样的营销策略。

　　林青所见证的不仅是免税市场变化，背后是中国开放度提升，经济发展带来消费升级。

　　林青注意到，最初很多顾客买中低端品牌或高端品牌的基础产品，现在越来越多顾客购买更高端品牌。消费人群也不只有中产阶层，很多“95后”“00后”普遍愿意为自己花钱。

　　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幕拉开，定位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为推动中国消费者从“海外购物”转到“海南购物”，多层次免税购物体系加快构建，海南免税市场进入多主体竞争时代，共有5家经营主体开设10家免税店。

　　在海口市中心日月广场东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在国庆假期销售火热。这家2021年初开业的免税店举办假期促销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海控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总裁林月文带领团队策划这些活动，他在市场竞争中思考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因看好海南离岛免税的发展前景，已有30年旅游零售和免税行业从业经验的新加坡人林月文于去年6月投身海南。

　　入职以来林月文忙着项目扩容、品牌入驻以及市场促销，新扩容的免税城二期引入数百个国际一线品牌，多个品牌在岛内免税市场独有。

　　林月文说，经过十多年发展，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正在从单纯追求销量，转变为销量与服务并重。从业者不仅要把市场蛋糕做大，还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虽然疫情影响短期销售，但海南离岛免税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林月文说，他正在筹备免税城三期重奢品牌店的招商工作，计划年内开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在海南奋斗”。(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